他装做没察觉我的不友好一样,给我介绍了很多情况。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这家报纸的用稿量和发行量,和它主要面对的领域及版面的设置。他侃侃而谈,显示出极好的回才和娴熟的业务能力。
其实,通过阳总给我的那些文件,我已经大体上明白了这张报纸在北京商界的影响力。在报业竞争愈演愈烈之时,一家仅是省号的每周对开四版的商业性报纸,在北京这个政治、金融、文化各方面都是中心的大都市来说,能拥有这样一座办公楼,实在是罕见而难得的。
我下意识地翻弄着阳总给我的文件,那几乎都是些各时期不同的广告刊例和须知、价目及典型的构图、内容、样报等。
通过李云生的谈话,我对他的反感渐渐消失。他说他在大学主修的是国画。
也许搞美术的看起人来都是那么不客气的吧!
我这么想着,为有这样一位临时的上司感到庆幸。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像阳总那样总是古古怪怪地
偷偷盯着我,也不会像那些年龄再老一些的小官员那样经常不失时机地对你指指点点。
“走吧,力了我们以后能合作愉快,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我想起昨天秦予叮嘱我说,要我再去换一次药,可他中午要陪一位美国客户。所以我对他说:
“吃饭倒是可以,但你得先带我找个地方把这些鬼东西拆掉。”
说着我指了指右手手背上还包着的纱布。
“请你吃饭还要附加条件,阳总到我们办公室给我交代任务的时候,大家还以为我得了一份美差呢!原来跟小姐搭档也不容易。”
我听得出他是在开玩笑。
“是不是请你吃饭的先生很多呀,今天这顿我先请你,以后可别忘了把我捎上。”
我跟着他走出报社大门,他直接把我带到了一家快餐厅。
“来吧,让我看看你的手。”
没等我弄清他的意思,他已经把我手上裹着的纱布解了下来。
“我昨天上午就看到你包着它,现在对它最好的治疗就是呼吸点新鲜空气,知道吗?!”
他的话其实是满有道理的,我没有反驳。
“我曾经听过一个有关这方面的医学报告,缠着纱布不但不能让伤势尽快恢复,反而还有副作用。”
“副作用?”
“对呀!你知道是什么?”他说得很严重的样子,“它会让女孩子变得边走路边念经。”
我被他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知道我昨天为什么一直盯着你看吗?”他并不在乎我有些生气的表情,“我想看出你背后到底藏着一些怎样的故事。”我的心不自觉地痉挛了一下,但还是克制着自己。“你问得太多了!”“你看过心理测试吗?”
我猜不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看着他。
“别生气,大小姐。心理测试上说,盯着一位女性看五至十分钟,根据不同的反应,你可以猜出她的经历和职业。”
发现他并不知道我来这里的真正原因,我才松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了很多。
“如果你盯着一位女性超过五分钟,第一种反应就是不知所措、害羞、甚至面红耳赤,以为是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是最传统的一种;第二种反应是马上离开,对于从事教育的老师、医生,或是逻辑性工作的女性往往这样;你属于最后一种视若无睹,并且表现出反感。这样的女性大多见多识广,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记者、警察,或是演员。”
他说得很投入,以至于我面前的一份牛肉饭都快吃完了,他还一口都没顾上吃。
“你说得倒是挺卖力,但可听性不强,而且也没
什么说服力。”
他举了举面前的快餐杯,“祝我们俩搭档合作愉快!”
我也举起杯。
他讨好地问我:
“能不能告诉我你那天到底念的是什么咒语?”
经过一上午的接触,我发现他确实有属于艺术家的一种孩子气。
“如果你能在三分钟内吃完这碗饭,我就告诉你。”
不出我所料,他狼吞虎咽地塞了满嘴的米饭,指着腕表嚷嚷:“快告诉我吧!”
我不紧不慢地边拿起提包边说:“我说的是,真倒霉,真倒霉、今天碰到个大鬼头。”
说完我便跑到了餐厅门口,他想追我,却被服务员叫住以为他要逃单。他付帐的时候我隔着玻璃门向他做鬼脸。
“总算报了你一箭之仇。”
他出来的时候嘴里还嚼着米饭。
“这回可害人害己了,走吧!我先带你去我的画室欣赏一下我的名作,下午上班后去印刷厂。”
我就这样开始了工作,同龄人之间真的很容易相处。跟李云生这样一个人一起工作会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快。
“这是我来以后生活得最充实的一个星期。”
星期五下午从印刷厂回来,我由衷地感谢他。
“明天报社二十五岁以下的同志自发组织去爬香山,去吗?”李云生坐在我对面的转椅上建议。
“我不去,我一怕苦二怕累,决不参加这种对不起自己的活动。”
“真的不去?不怕后悔?”
这几天我已经被他逗得多长出好几个心眼儿了,“我是下定决心不牺牲的,还有其他活动吗?”
“要什么活动就有什么活动,改变主意赶快打我
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快拿起电话,现在就打!”他学着购物广告的样子,边说边走出了办公室。
我不能否认,跟这种人一起工作真的非常愉快。我甚至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不快。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五点。我的手已经完全好了,从钱包里拿出秦予给我的名片,我想他大概忙得都顾不上我了。
我拨了他办公室的电话,是一位小姐接的,说他不在,要留言。我简短地说;
“商务周报,姓何,请他六点钟前回电。”
我打开电脑,想为一星期以来接触到的有关发行方面的数据制定一个表格。有一搭没一搭地等着秦予的电话,想着也许他今天可能根本不会回公司了。没在意几点钟,打完表格才发觉快六点半了。
错过了上下班的时间,电梯已经关掉了。我走出办公楼大门的时候看见秦予那辆红色的车子停在办公楼与宿舍楼之间的路边。
“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却跑到这里傻等?”
“小姐,你留言的时候比打机都省,电话号码都不说。我的秘书小姐只通知我说你要我回电话。害我打才查出报社总机,可打通后你们的总机已下班,语音服务说要拨分机号。刚才我先去了你的宿舍,没人。我实在没办法只有在这里等你了。”
“对不起,我只是想告诉你我的手已经恢复了。原以为你很忙所以没打你手机,谁知你们那里的小姐要我留言,我一时忘记了还没告诉你电话号码,我的办公室是星期二的时候才定下来的。”
他开车的时候我向他解释,并且递给他一张李云生昨天才发给我的名片。
“你是第一个收到它的人。”
“不胜荣幸!”
他把车子停在一个两边有好多树的地方。端详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张处长他千嘱咐万叮咛,要我好好照顾你。他还说你父母把你托付给他,而你却执意要来北京,他们大家都希望你回去。”
沉默了好久,他又说:“我收到他来的信,他要我劝劝你。还说要你按时打电话给他。”
“谢谢你了,我可以照顾自己,不能总是麻烦你。”我努力做出个好心情说,“看!我的手已经完全好了,而且我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你在北京无亲无故,为什么想到要来这里呢?”
我知道一定是张处长要他这么问的。“现在流行闯北京啊!再说,我不来又怎么会认识你呢?”我冲他笑了笑,
“你今天是来给张处长当间谍的吧?”
“是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嘛。我小时候父母都在农村,是张老师帮我交了一年多的学费。他离开北京那么多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是第一次开口要我帮忙,当一回间谍也值!”
他边说边发动车子,那口纯正的北京话让我又想起了他讲的那个有关恶土的故事。他带我去了一家很有品位的西餐厅,那里有民谣吉他演奏和正宗的白葡萄酒。
我们给张处长家打了电话,得知我跟秦予在一起他很高兴。他问我有没有收到母亲的来信,然后就是一大堆唠唠叨叨的劝说。我拿着电话随口答应着,一心只听着吉他手的演奏。还是秦予耐心地接过电话,听着他又说了一番大概要好好照顾我的话。
“这些老先生打起电话来都是马拉松。”
我抱怨地拿起酒杯示意。言多必失,我害怕张处长可能会猜出些什么,在来北京这个问题上我从不敢跟他多加探讨。
“有这么多人关心,是一种幸福。”
“关心太多就会成为负担,如果莫名其妙地被关心就更惨了。”
看着酒杯里的白色液体,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称它为忘川之水?”
“如果你肯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别问为什么!”
没等他开口我又及时地说:
“不要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张处长。”
“好吧!我答应。”
这次他口气中没有了刚才的探询,似乎是适应了我的处世方式。
“忘川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厉司河,这条河据说是阴界的河,不管是谁,只要喝了这河里的水,便会忘记人世间的一切。我希望它也能像厉司河里的水一样,喝了它就能忘记一切。”
“你的一切不好吗?”他还是有些不解地问。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叫的,只是附庸风雅罢了。”
我拿起歌单,点了一首《尼泰格尔》。吉他手很快来到我们桌边打断了这场令我尴尬的谈话。
他出手大方地付了小费,“你的酒量很好,我建议你改喝红葡萄酒,要不然你回去以后会把这里的一切都忘掉。”
“那要看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优点就是决不惺惺做态,虽然我也知道应该对他说些有关感谢或是铭记在心的话。无论如何他都不负张处长的这一番叮咛。
“为了能让你记住我们伟大的北京,以后每个星期六或星期天我都带你去一个难忘的地方,让你想忘都忘不了。”
他把杯中的“忘川”一饮而尽,“很晚了,我该送你回去休息了。”
寨予果然开始实行了他的“难忘”计划,第二天就煞有介事地带了一张地图来,并且在每个我去过的地方都画上了圈。我不想打拢他正常的休息时间,但碍于他的热情和一直以来的善解人意,我暂时没有阻止他。其实他大可不必为张处长的一句“拜托”就做这么大的牺牲。
说实话,有钱真是一件很好的事,特别是当它能实现某些用之有度的愿望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它真是无所不能。但毕竟它还是买不来替换厉司河的水,等到我独处蜗居时,依然还是会努力忘记那些最不想想起的事。
星期一一上班,阳总在开着的办公室门口象征性地敲了两下,便径自坐进了长沙发
“小何啊!”依然是那种口气。
“阳总,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为表示恭敬,我站起身,准备等待他的教诲。
“坐吧!坐吧!”
他依然客气得有些不自然,“小何啊!好好工作吧!这里可是全报社除了主任级编辑以外最好的办公条件了。
“你和小李的合作还不错,这一个星期以来工厂和广告部的反映都很好。你们俩算是报社最年轻的了,他二十五,你二十二,其他人都三十多岁了。像我!都是往五十上数的半大老头子……年轻人嘛,好相处,希望你们能齐心协力把工作干好。
“那天上午我开会,事先也没向你介绍他的情况,他这个人嘛……”
阳总一直用我半懂不懂的南方话喋喋不休,可我却想起星期五的时候李云生告诉我报社二十五岁以下的工作人员要自发组织去爬香山的事。为了怕南北方的语言差异会造成误会,我特意又问:
“除了我,只有李云生不到三十岁吗?”
“当然”,阳总不解其意,“你别瞧不起他只比你大了三岁,他可是个小有名气的青年国画家呢!只是千万别学他的目无领导,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但聪明有余,勤奋不足。
“我要你们俩一起工作是这样考虑的:在广告发行方面一个搞文字一个搞构图,在一起可以商量出很多新点子。而且年轻人也比较适合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我们这些老家伙就不行喽!”
我看得出阳总很喜欢跟我聊天,便多跟他说了一些有关自己的生活与爱好。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地还会插上一些自己的观点。
“对你那篇有关恒昌集团在社会募捐方面的稿子,报社很多编辑以前都看过了,能在大报上得奖可不容易。我认为你应该多为报社写点这样的东西,李云生会给你很多帮助。”
也许他认为跟我聊得时间太长了些,看到有人往他办公室的方向走便借故离开了。
我的思绪又飘到了很远的地方,如果宣传处不跟恒昌集团联合搞那次活动,我会到这家千里以外的报社来吗?我的辞职曾在区委机关引起过不小的震动。关于我的工作安排,阳总绝口不提是谁的推荐,我这个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小傻瓜在一年的承诺期限之后又将置身何地呢?
我没有站起来送他,也没有为他斟茶倒水什么的。他说得那些要我发挥优势之类的话使人感到厌烦,似乎年轻或漂亮是女孩子必须要使用的武器,即使有点作为也必定是它在起作用。
现代人,真是,可悲!
周二出报纸,下午是一定要去工厂的。两点钟还不到,李云生就来到我办公室,照例摇摇晃晃地坐在那张转椅上。
“二十五岁以下的同志们玩得还好吗?”我故意问他。
“不错呀,大家都很开心!”他看起来精神不佳。
“那麻烦你帮我招集一下,今天我请报社所有二十五岁以下的同志吃晚饭,跟大家喝杯认识酒。”
我故意加重语气。他发现我可能知道了真相,搪塞地说,“大家爬山都累得要死,没人会去的。”
“这么不给我面子?你要是不帮忙我可要自己去问他们了!”
来了半个月,报社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了。知道窜帮,他很不好意思地说:“我是说,……那天你说得很有道理,爬山累得要死,想想不如干脆不去的好。”
“既然没去爬山,干嘛那么萎靡不振呢?”
我先往印刷厂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出报的情况,放下听筒。他还是无言以对地望着我。整理了一下办公桌上的东西,他拿着带来的材料,像个小随从一样地跟着我走出了办公楼。
从工厂回来已经六点多了,走到报社门口时他突然精神百倍地说:“好像听人说要请我吃饭的,没记错吧!”
他往拐弯处张望着,示意我去快餐厅。
“吃饭!撒谎的人都长出长鼻子了,哪儿还有嘴巴吃饭呢?”
“上次我请你,被你害得一份牛肉饭只吃了三分钟,这次该你请我了,说话可要算数!”
他的语气里有点非请不可的意味,跟他在一起,我反倒变成了大姐姐,处处让着他。
其实,他好心请我去香山,星期六却被我忘了个一干二净。开始我是有些歉疚,拆穿了他的谎言,我不但心安理得,而且又赢了他一把,真是比去趟香山还痛快。
从一认识,我们俩就在“斗智”、“斗勇”。先前我摸不清他的套路经常上当,现在我不但掌握了他的那些小把戏,反而害得他经常学着港剧的样子叫我“”逗我开心。我知道每次他挑起事端后又甘拜下风的目的就是这个,所以决不会耍女孩子的小脾气跟他翻脸。能跟他一起工作应该是一种幸福,特别对我这个满腹愁绪的异乡人来说,好心情比高收入更难得。
快餐厅里挤满了人,那些在下午餐厅生意清淡的时候跑到这里来喝饮料、侃大山的人都在服务员委婉的逐客令下谈兴未尽地走了。我们俩等了半天才找到一个位置,他突发奇想地说:“这里应该开一家茶馆,报社门口的书店就可以搞,还有二楼的书报库真是绝好的地理优势;既可以卖书,又可以喝茶、聊天,二楼还可以就餐……”
“你最好把说书的、唱弹词的都请来,搞一个标准的老舍风情!”我嘲弄地说着,把一份炒面推到他面前。“快吃吧!真是个妄想狂。”
“怎么是妄想呢?我明天就着手搞预算,打报告给阳总,租下这块黄金地段。报社现在用它开的那个书店半死不活的整天无人光顾,二楼那个仓库全是些过期的废报纸和卖不出去的旧书,开门时的一股霉味谁见了都躲得远远的。变废为宝,合理开发,哪怕只上交很少的一点利润阳总他也一定会批。”
他的那股子认真劲让我也不得不认真地在四周巡视了一下。他说得确实很有道理:报社门口有三个车站,仅有的这家快餐厅却位于主干道的拐弯处,而且门头也并不显眼。如果报社现在的书店能变成茶楼或酒店,不仅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连在马路对面晚间停车场停车的人都会光顾。
我破例用赞赏的眼光看着他:“这个建议真有点可行性,先调查一下这家快餐店的收入情况以便掌握这一带的消费水平。”
他高兴地拍了拍桌子,“!如果开业,就叫它风雨楼。我一直都在想我们俩的名字,你叫何风,我叫李云生。云生的意思呢?就是雨由云生,既然有雨有云自然也就有风喽!”
他手舞足蹈的老毛病又发作了,“走!走!走,我带你去看我昨晚熬夜画的板桥图,我想留着它搞画展,你帮我参谋参谋,别忘了再提上几句传世之作。”
我高兴地又开始胡乱用词:
“莫道不糊涂,霜打风雨楼。”（二）

日子在每周一期报纸的忙忙碌碌和平平淡淡中度过。李云生突然间没有了往日的吊儿郎当,没有了他经常摇摇晃晃地坐在我面前,生活好像突然间平静了下来。没有了跟他的唇枪舌剑,有时我甚至可以整天都在电脑前写东西。
不知不觉,报纸上几乎每一个栏目都会隔三差五地出现“何风”的名字,其他报纸或刊物也开始向我约稿。白天在电脑上指指戳戳,晚上偶尔去参加一些跟广告发行等业务方面有关的应酬。依然是电话、
机等现代噪音不绝于耳;也依然是塞车、排队、占线的等待在浪费着我的青春。一晃眼的工夫,我来北京已四个多月了。
跟李云生见面的时候几乎只有去印刷厂或广告单位,谈话的内容除了工作就是关于筹建风雨楼的社会调查。为了它的失败不至于无可挽回,我接受了李云生悄悄实施的计划,不管它是否真的能变成现实,在期待中的生活总是充实而饶有兴味的。感谢上帝,本来出于无奈的北京之行并没有让我置身炼狱,但我不知道以后是否真的能过上“孤云出岫,朗镜悬空”的生活。毕竟,承诺是由人许下的,而人的变化是承诺所不能局限的。不管怎样,再大的痛苦和失望在希望的驱使下都会变得不值一提。
有一天,我正在为周报制定一份征订广告,李云生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手里还拿着一摞公文纸。
他打了个标准的敬礼,“报告!我们的风雨楼计划可以实施了!”
我接过那摞公文纸,上面同样列了很多数据性的表格,看起来跟发行部的文件没什么两样。但看它的内容,真的是“关于租用报社现有书店及二层书报库的可行性计划。”
我知道这十多张公文纸上写满了李云生这三个多月以来的心血,对这个地区的人口、每天过往公车的次数、夜间停车场的使用量以及快餐店在旺季和淡季的营业额,他都做了详尽的调查;改建需要的费用、装修的价目、展开工作后需要的联系电话,甚至与工商、税务部门的联系人……按照这份计划不但可以顺利地做好前期工作,还可以收回比现在高出十倍以上的利润。
我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看着他消瘦又正经了很多的面容,我突然有一种顿悟的感慨:相形之下,那些婆婆他*的事是多么微不足道,我竟然一直被它们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
“这是一份任何一位领导都会批准的计划,你的风雨楼快让我变成五祖慧能了!”
我顾不上什么矜持,拉着他走进了阳总的办公室。
妄想,真是理想的前身吗?我们俩好像是把研究变成了现实的科学家。李云生的创举在报社上上下下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屈指算来,离过年的日子也不远了,风雨楼预计在年前开业,这样正好为我实现对于珍的承诺找到了不回家的理由。有生以来,我也想体尝一下独在异乡、佳节思亲的感伤。
过年毕竟是中国人最传统、最隆重的节日。爸爸妈妈从台湾到北京来看了我这个“放着政府的官粮不吃,跑到外地来受罪”的女儿,阳总得体的接待和报社优越的工作条件使我没有为继续留下来多费口舌。对于报社为什么会收留我这样一个单身在外的小“外来妹”,连母亲也被我那本厚厚的个人剪报册骗过了。
由于我也不在青岛,探亲的期限又不到,所以他们直接又返回了台湾。
我向妈妈保证,自己过足了闯荡江湖的瘾就会回到她身边。除了正常的通信,张处长没有了以前那种重任在肩似的督促。虽然我仍然没有给他留电话,他也没有像我刚来时那样让秦予来探听有关我为什么要来北京的消息。
北京的各大景点几乎都经过了我“难忘”的旅程,秦予也不再实施他改变“厉司河”的善意构想。
初来时的忧郁和无奈在有序的工作及风雨楼的筹建中渐渐消失。我承认,自己有一段时间确实渴望过秦予能打来电话,下班的时候,我经常幻想他的车子停在办公楼或宿舍楼的门口,我从来没有像这样那么那么地渴望得到一个人的信息。他的那种无微不致的长者风范和包容一切的宽宏大度始终让我认为他追女孩子的话一定无往而不胜。
隐隐约约我也能感到他跟我在一起时的矛盾和克制。记得有一个星期六,他带我去了植物园,坐在那片失去生机的草地上,我忍不住想尝试他讲的那个传奇。他把我刚挖开的土填了回去,莫名感伤地说:
“不要急于去得到一个大家都想要的什么结果,有时候为了赶一个季节,没有找到适合的土壤就急于播种、耕耘、甚至想收获,最终却都是白费心血,就像那些挖出来的土,永远也填不满那个沟了。”
我知道他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恶土本身,这种伤感让我觉得他在某种选择上的失误、草卒和追悔莫
及。是事业吗?当然不成立。他的成就和金钱是我刚认识他时所没想到的,也是张处长远在家乡所不知道的。在接触到很多商务广告之后,我才知道他为美国一家世界驰名的电子集团作国内代理的同时还拥有一家颇有名气的房地产公司。
我从来都不想向别人询问过多与跟我相处无关的问题,对他也一样,我一直都对那些为了其他因素而与人交往的感情投资不屑一顾。因此,除了他给我的那张标记有“予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名片,我对他的生活环境一无所知。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都在谈论北京的历史、人文和自然风光。他的表情好像在告诉我,他在某方面生活的失败。是家庭吗?我不敢想,于珍的眼神背后充满了惶恐和无助
她第一次看我时的眼神经常荡漾着我的心绪,现在的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主妇怀里揣着自家门上的钥匙却再也打不开自己丈夫的心。那些由恋爱产生的婚姻在“一时糊涂”的诠释下变得脆弱而滑稽。爱情:无所谓有,无所谓无。那个整日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的某个女孩子的男朋友,在礼乐声中一旦变成了这个女人的丈夫,一切便截然不同了。
我走到一棵大树下,百无聊赖地用手剥着树皮,我记得他从我背后轻轻地走过来想揽住我的腰却被我巧妙地躲开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的电话明显减少,几次我拨通他手机的号码又迅速地放下电话,我终于没有让自己卷入那场无休止的感情纠纷。我毕竟不再是一个偷偷躲在课桌下面看言情小说的女中学生了,恋爱在温馨烂漫背后的危险性我已从于珍身上窥见一斑。在这个多事的年龄和社会,我不断地告诫自己:慎重地付出才能踏实地收获。
这是受益于秦予那番对恶土的感悟吗?
我期待着风雨楼的开张,也期待着一切都从此风息雨止。
风雨楼在一片祝福声中开了张,一楼的中国茶道和二楼的自选快餐看起来结合得不伦不类,这种中西合壁的组合方式会给风雨楼带来好效益吗?大家都拭目以待。
北京的冬天冷得很彻底,虽然过了年,还是会冻得人们顾不上去数离春天还有多远。李云生成了风雨楼的小老板,我在东奔西走的时候少了一个叫我
的小“随从”。
事实证明了李云生这项成功的策划,风雨楼那种古典式的装饰风格吸引着寒夜中过往的行人,连我也在办公室与宿舍以外找到另外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在设计上风雨楼确实是独特的。
一楼的大厅右面摆满了老式的竹制书架,那当中的所有书籍来喝茶的所有消费者都可以在不损坏
的情况下随意翻看,这种做法匠而比以前的书店更能吸引读者的购买欲。
大厅的另外一面是用帘子隔开的4个雅间,里面有舒适的软座和日式的矮桌。看书或聊天的客人可以在帘子外两边的红灯笼上打出“有人”的字样以示请勿打扰。二楼的餐厅设有西点、面点和简单的熟食、热汤。顾客可以在透明的玻璃柜面前任意选购,自行搭配成各种套餐。晚间八点钟以后它便成了喜爱喝咖啡或吃宵夜的人在冬夜相聚的所在。针对对面的停车场,它还备有长期的消费卡和就餐洗车的优惠券。
在一楼的书香茶韵之下,二楼的餐厅显得宁静而恬适。舒缓的音乐声、配套消费的优惠形式使喝茶的客人大都留在这里就餐或吃宵夜。
商务周报在春节的黄金时间刊出了一整版标有“相会风雨楼,成功在前头”的广告,更使这里成为朋友聚会、商务洽谈的幽静去处。在我的建议下,我们在楼道上设置了一块以茶会友的牌子,有谁想通过这里结交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名片甚至照片都贴在上面,请有意者看后自行联系。也许是练歌房、舞厅、夜总会的充斥,越来越多的人想到风雨楼寻找一份城市生活中的淡泊与宁静。
走在报社附近的马路上,会碰到很多人向我打听“风雨楼怎么走?”它在路边的报价灯箱让人不会像走进某一家酒店那样担心自己是否囊中羞涩。冰天雪地的寒冬,能找到这样一个春意融融好去处,人们在去过之后当然不会忘记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
李云生跟阳总签订的是承包合同,他无疑在最短时间内变成了报社顶尖收入的大户人物。不知从何时起,大家都习惯于到风雨楼去坐坐,偶尔报社也作为福利发几张免费的餐券。三月到来的时候,风雨楼的经营走向了正轨,李云生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他搞个人画展的筹备工作。
从第一天报到至今,阳总从来都没有提过有关是谁推荐我来工作的事。于珍的父亲是一位什么大人物我不得而知,仅仅通过我的一份简历和一张并非名牌大学的文凭,就能把我弄到这样一个确实像于珍保证过的“比宣传处更好的地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阳总对我过分的优待和过分的客气,让于珍的阴影总是笼罩在我的生活中。来了半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过调动档案或签定聘用合同等实质性问题。我的薪水每次都是他亲自拿给我,而且工资袋里的钱数也越来越多。我搞不懂他的用意,几次想打电话问于珍却唯恐再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想干脆直接问阳总却弄不清他到底对我来这里的原因知道多少,几次欲言又止,终于因为难于把握分寸而没有开口。
报社的大部分人都对我很友好,把我当成是来这里的实习生。我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从不多加解释,连李云生都认为我是个为完成见稿任务而来实习的文学系学生,经常游说我留在北京。
离一年的期限只差几个月了,如果没有风雨楼,我会天天祈祷吴庆凡能早日移民。他带给我和张处长的麻烦使我恨不得他能立刻离开我的视线,那比跟秦予提到过的“忘川”更有实际意义,把存在的事实强行忘记毕竟不如让不尽人意的事别再发生。我像一片飘无根蒂的落叶,被于珍拿在手里,毫无生机地等待她的主宰。
李云生把画室搬到了风雨楼餐厅的那个最小的雅间里,我捧着一杯咖啡在那幅板桥图面前欣赏着。因为有我的题字,他把画挂在房间最显眼的位置。“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电梯里见面时的情景?”
“你说盯着我看五分钟以上可以做心理测试。”
我笑着去看那句“莫道不糊涂,霜打风雨楼”
“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刚来的那段时间我正好出差去了沈阳。星期一上午阳总亲自来通知我带你熟悉报社的工作,从你一进报社就是新闻人物,我们这里连妇女都少见,依常理决不会无缘无故地招收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当编辑的本来就会编故事,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大家都猜你是阳总招来给他做女秘书的,因为他把你安排在他的休息室,而且来了一星期只让你拆编一些无关紧要的自然来稿。阳总去组织开主任例会的时候,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一致认为你到报社来背后肯定有故事。”
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他有些紧张地解释。
“你先别那么在乎,其实阳总的群众威信是很高的,他是老干部,还上过战场,十几岁就当警卫员,立过两次二等功,是绝对的革命分子。他到报社以后给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只是平日对他有些意见的人才趁机大做文章,大多数人都不怎么相信,只是跟他开开玩笑而已。
“况且开完会以后我们部的主任还带回了确切消息,他说开例会的时候阳总说你是上级单位派来学习的实习生。他的休息室一直闲着,不如再成立一个联络部辅助发行部的工作,你走以后还可以安排一些暂时没有具体任务的人员帮他做点勤杂工作。
“都怪那个南方老头不阴不阳的弄出个什么联络部的花样,我们部的那个主任大概想借机警告警告我,说我平时总是吊儿郎当的,阳总的意思就是想把我放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好让我收敛收敛。”
“怪不得大家都把我当成是实习生呢!”
李云生的叙述让我终于断定阳总一定知道我来北京的原因。我有些后悔,很多细节性问题没有跟于珍问明白。阳总和于珍是什么关系呢?他怎么知道我和她达成一年的协议呢?
李云生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变化,依然津津有味地讲述着那些有关我来以后的历史。
“我当时有些害怕,万一你走了以后,阳总会记恨我以前顶撞过他把我贬到这个所谓的联络部当勤杂工。我本来是想上楼来跟他辞掉这份工作的,谁知刚开电梯门就看见你从阳总办公室的方向走出来,嘴里还念念有词的,他当时准把你给批了一通吧!”他说得有些激动,眼睛灼灼闪着光,“你跟大家描述得一样漂亮,我一眼就能认出你,他们还有的说我得了一份美差呢!我跟着你又下到一楼,心里盘算着要不要到阳总那里去说那些好不容易才编好的理由。其实,作心理测试是我怕你对我印象不好编出来骗你的,我当时是在数你风衣上的扣子。我跟自己说,如果是双数就表示去,如果是单数就表示不去。结果你捧着一摞文件,手上还缠着纱布,我数了下面的,却看不见上面的,直到你下电梯的时候我才数清是六个。”
“那你为什么没去呢?”
我被他的话吸引着,暂时摆脱了那些理不出头绪的疑问。
“我想,大概还有一个备用扣子,那不就是七个了吗?”
我真为他能找出这样一个理由钦佩不已,
“是不是这又是编出来骗我的呢?”
我坐进画室中间的转椅,学着他的样子摇摇晃晃,
“你不怕阳总会把你贬到他的眼皮子低下当勤杂工?”
“我会算!我可是研究过烧饼歌、推背图的专家。”
他在我面前蹲下来:
“会看手相吗?”
我把右手伸给他。
“我算着,那天有个手上缠着纱布、衣服上有六个扣子的女孩子可能会成为我的新娘。”
说完以后,他迅速地把头埋进了我的手掌心。
我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个适合“斗智”、“斗勇”的话题。他的这句表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陡然增添了一种微妙的东西,各种各样的矛盾纷至涌来,
“夜已经很深了。”
我借故跑回了宿舍。
立春后的晚上依然还是这么冷,风雨楼能经得起吗?
自从那晚李云生那番戏剧性的表白之后,我便失去了一个暂时可以躲避风雨的风雨之地。我不敢见他,想起秦予对我的冷淡,于珍说的那句“你留下就会有是非”的话使刚刚熟悉、温馨的一切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与阳总比邻而居,使我在不自觉中跟他建立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没有张处长的和蔼、唠叨,却具备了一位老年长者对后辈的关切和慈爱。
与李云生在风雨楼的谈话之后,我开始偷偷留意阳总的一举一动。他确实有一种办起事来一丝不苟的老干部精神,特别是布置起工作的时候,他更像是一名革命影视剧中塑造的指导员角色,事无巨细却井然有序。也许还多了一份社会生活中的老诚、持重、世故、练达。总之,李云生的介绍没错,在新闻单位中,像他那么有威信的总编实在是太难找了。
能让这么多的文字工作者心悦诚服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报社里的其他三位副总除了审稿子以外,在管理、决策中根本形同虚设。他为报社作出的贡献是大家有目共赌的,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问越久,发现他为别人着想的越多。我曾在他办公桌上看到过一本记事簿,上面记的全是报社里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房子、职称、工资等,甚至包括籍贯、孩子的性别、年龄。我初到时对他的反感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像对张处长一样的尊敬和爱戴。
时间,是让人与人互相了解的最好证明。现在这个社会,能为部属设身处地着想的领导实在是不多了。
可跟他越熟,我越是找不出适当的时机跟他摊牌有关于珍和吴庆凡的事。加上与李云生之间的微妙情绪,我又开始像刚来时那样恍恍惚惚、不知所为了。
星期六一整天和星期天一上午,我都无所事事地躲在办公室里胡思乱想。
双休日食堂停伙,我变成了彻底的难民。显示器上全是些乱七八糟的文字和符号,已经下午三点多了,星期五的时候还有很多这几个月下来结识的朋友不断约我的电话,但现在一切都静得只剩下了原始的空灵。落地的玻璃窗帮我隔断了外面马路上的喧嚣,阳光淡然地从这座老城的上空照射下来,犹如悠长的岁月就这样轻轻、从容地从我身边穿梭而过。
看着路面上被远距离缩小了的来往车辆,我发现自己已被现代社会同化得忍受不了任何一点寂寞。我拿起一张报纸强迫自己去读,心,却浮躁得不知到哪里落脚才好。多么难得的清静、多么难打发的清静、多么让人感伤的清静……
我放下那块捏出水的腕表,走得慢吞吞的指针让人嫌生命太长。我把软椅转回原位,漫无目地敲击着键盘。其实真到了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时候也并不是一种幸福。上学的时候总抱怨功课太紧,回家时总抱怨父母唠叨,上班时盼着赶快周末,星期天又期待工作时的忙乱;有了电话嫌吵,没有电话又嫌朋友太少。关掉机器,拿起那本从家乡带来的《菜根谭》,“孤云出岫,朗镜悬空”真正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我拿出那张夹在书中的照片,是母亲从台湾寄来的。我不知不觉长大了,她的面容却苍老了很多。过年前为给风雨楼买对联,我和李云生去赶了一次集,我看到有一位中年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她正全神惯注地把妈妈冻红的耳朵用小手往戴着的毛线帽里塞。是该回家了,我体会到为什么文章中总说孩子离开了母亲就成了一棵很容易在狂风中折弯的小草。
放下书和照片,我开始给母亲写信:亲爱的妈咪:
你和爸爸一切都好吗?北京的冬天已经过去了,我也就快“修成正果”了,体尝过北京的四季,不用你们督促,我自然会打道回府的。
我们都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动物园”里的那些小家伙一定都等着你回去帮它们洗澡呢!上次你来的时候不是就告诉我说,那只小白熊大概就快变成小黑熊了吗?我在这边好得不得了,就跟以前写信告诉你的一样,比在宣传处的工作充实了很多。只是我真想能在我的大床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再吃一顿你亲手做的红烧蹄膀肉,以前我总是怕胖,不敢多吃,现在想想真后悔。对了,张处长来信告诉我,说他帮我们去收拾屋子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一张音乐卡片,可能是没电池了,吱吱地响,把他吓了一跳。嘻!嘻!真有意思。
你寄的熙片我已经收到了,张处长的学生也帮我照了很多,我拿到后就寄给你。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经常想小时候你讲的那个丹麦童话,那只聪明的小兔子骗老虎把尾巴冻在了河里,偷偷咬断绳子逃跑了。你说,我能像那只小兔子一样聪明吗?
等到你和爸爸今年的探亲期满我也就可以回家了,我们在我们家的这个居民小区开一所幼儿园,你说好不好?
我饿得没有力气再写了,我去吃晚饭了。
祝你和爸爸及全家都好!
何风敬上!
我随心所欲地写着,对于母亲的一家我没有过多的认识,那个属于时代的辗转、流离,只能使我对他们的生活多一份感慨。我能像那只小兔子一样聪明吗?一条无形的绳子捆梆着我,智慧在它面前根本无能为力。
天色暗下来了,我身心交悴地走出了办公室。
锁门的时候,我发现信箱里插了个厚厚的信封,打开它,原来是一副跟李云生画室里的板桥图一模一样的画。里面还有一张便条:“我去香山写生,两星期后我来收购你的题词。
李云生”
我知道他的用意,所有爱情好像都必须遵循小说中的法则,前人把好书好词都写尽了,我怎么办呢?